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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安沭、王风范:许涤新:愿国家民族涤旧创新

作者:张安沭、王风范
来源: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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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1月的一个早晨,寒意渐起的复旦校园里,一位清瘦硬朗的中年男子正在讲台上朗声讲解《资本论》,台下是新中国招收培养的第一届经济学研究生。而那清瘦的中年人,正是时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许涤新。在他任职期间,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先后培养了三届研究生,这些人毕业后,大多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批著名教授、经济学家和国家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事业的发展掀起燎原之火。而最初的星火,在复旦的校园里生发,在他朗声讲授的课堂上点亮微光。他为复旦经济学的发展建设谱写了最开始的小节,他博学务实、深刻严谨的治学态度镌刻在复旦的立校基石里。

  许涤新,原名许声闻,后改名许涤新,取涤旧创新之意。他看到武装到牙齿、残暴无人性的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也看到了企图破坏民主革命胜利的蒋介石政权土崩瓦解,更见证了中国人民翻身做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屹立于世界东方再到实行改革开放,国家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全过程。他的前半生和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革命历史紧密相连,后半生积极献身于中国经济发展建设。他是革命家与理论家的熔合,践行着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他虽自称“一名大时代的小兵”,但实则是一位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思想上的闯将。


  激荡的人生观


  许涤新回忆“我出生在一个国运衰落的年代和一个艰难贫苦的家庭”。

  他出生于一个教师家庭,从小家庭生活落魄,他的父亲崇拜孔孟之道,但又接受了康梁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影响,他的父亲羞于国耻但又被家庭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只得把希望寄托于儿子身上。家境虽贫,但父亲却支撑他一路求学,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他学习优异,传统儒家文学和历史教育两者并重。

  年幼的许涤新从中华书局出版历史课本上,渐渐地了解到了中国遭受的苦难和国耻,“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甲午战争直到八国联军,帝国主义的强盗们不但屠杀了中国人民,不但抢割了中国的土地……”

  当五四运动的巨浪冲到粤东一个穷乡僻壤的小镇上,仅仅不过十三岁的许涤新和他的同学们举着写有“抵制日货”的旗子,去查缴奸商的货物。“对于中国往何处去,我们当然想不出什么办法,只是觉得心里沉重。”

  千年故国今谁主?当年的中国,贫苦落后,满目疮痍,军阀混战,四分五裂。对国家命运的担忧,使得青年时期的许涤新更加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改变中国现状的道路和方法。在潜心研读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建国方略》后,他的思想变得开放民主,不再被康梁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路所限制,认识到了国家图谋变强真正需要的是革命。同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到了他的手上,读了几遍后,他放不下手里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他在心中不断反问自己“《三民主义》提出把全国按姓氏组织联族,这难道不是在搞封建主义吗?‘平均地权’不是在保护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吗?”

  读了几遍《共产党宣言》之后,许涤新对于三民主义的信仰就动摇了。1925年秋,他在汕头加入了中国共青团,正式树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中山大学读书的时候,他的信仰就曾受到质疑和挑战,他的挚友郭笃士将他叫到钟楼前谈话,警告他说“揭阳中学进中大的同学都是信三民主义的,只有你一人相信共产主义。斗争是那么尖锐,你要不要命?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绝不适合中国国情”。但许涤新没有丝毫畏惧,转身离去,一言不发,坚守了自己的信念。

  在思想的激流中,他渐渐树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跨越思想的泥沼滩涂,成为一名脚踏实地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此后风狂雪峭的六十三年里,许涤新对马克思主义矢志不渝,无论遇到什么艰苦的环境,遭受到什么质疑与动荡,他始终践行马克思主义,做一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探索者和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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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许涤新先生肖像

  革命路上多磨难

  许涤新的革命斗争之路,走得很难,他的命运随着革命斗争的跌宕沉浮,几次困于危险甚至是徘徊于牺牲的边缘。

  蒋介石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屠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发动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广东当权的国民党反动派在4月15日把中山大学团团围住,冲进宿舍抓人,其中指名道姓要抓一位洪伦修就是许涤新曾今的室友。当时在中山大学读书的许涤新也是一名共青团员,虽然当时他的身份尚未暴露,但同样陷于巨大的危险之中。

  4月15日凌晨,国民党的士兵把他从宿舍床上揪起,质问道“是不是洪伦修?”许涤新回答:“我姓许不姓洪”。当时他的宿舍还有其他两位共青团员都为许涤新证明,国民党士兵才放开许涤新,匆匆忙忙去其他宿舍抓人。一场致命的风波刚刚平息,许涤新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逃跑,他马上潜到隔壁卧室,想要通知其他同志转移,但不幸的是国民党反动派抢先一步,抓走了隔壁的两位同志,而许涤新却只能隔着玻璃而无奈。

  许涤新偶然逃过了四·一二,第二次他恰巧在同学家吃饭不在中大,又一次偶然逃脱了国民党军队对他的搜捕。他自知无法继续留在中大,那个年代有不少人出卖自己的信仰求得生存,但许涤新选择了坚守,当然也不得不开始逃亡。许涤新自己后来这样感慨“在大风大浪波涛起伏的中国,人们也在经受考验;有的人背叛革命,有的人却在白色恐怖中继续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这真是大浪淘沙!”

  1935年2月,许涤新陷入了第二次生命危机。当时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第三次严重破坏,因叛徒告密,他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关进苏州陆军监狱,受尽了严刑拷打。在“狱不通风”的监狱之中,他与外界完全断绝了讯息“(在狱中)不但看不到报纸,而且看报纸被定为犯罪。无论是‘七七抗战’还是‘八一三抗战’,我和难友们都一无所知”。面对残酷的国民党反动派与监狱封锁,他挥毫落纸成诗篇,抒发乐观积极的心态,表达生命不息,抗争不止的志向,坚信革命胜利就在前方:


狱中诗

团结如磐石,怒目对狱吏,

斗志似火流,狱底不知秋。

军棍与镣铐,一一上身来。

最后胜利在,有谁感悲哀?

(1936年于狱中)


菩萨蛮

    铁流滚滚西征去,姑苏城外幽黑处。

窗外月如钩,心涛万里流。    

春雷震狱底,狱底无秋意。

壮志岂能囚,抗争不罢休。

    (1936年于狱中)


  即便是在如此艰苦卓绝、信息封闭的环境之中,他依旧志向坚定如磐石,笔耕不辍,写出了《战时中国经济轮廓》、《中国经济的道路》、《现代中国经济教程》等著作。直至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被迫释放政治犯,许涤新才重获自由。

  面对人生中的挫折与苦难,能做到像他这样充满风趣的乐观情绪,抱着对革命必胜信念的人是比较少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许涤新被“打倒”,关进了“牛棚”。他和30年前在苏州陆军监狱里一样,不废读书,重读《资本论》,写下四十万字的读书笔记。有人问他:“身为囚徒,生死未卜,怎能专心读书?”,他诙谐地回答道“监狱是人间地狱,也是读书的好地方”,他旷达乐观地接着说:“夜深人静,煮红茶,读马列,是人生一大快慰。”一名坚定的共产党人的雄心壮志,国民党的班房囚不住,“文革”的牛棚困不了。许涤新抱着真理必胜的信念,他虽然双鬓染上了斑驳秋霜,但是依然昂首挺胸,望着眼前沉重的黑暗,坚信邪恶终究会被洗濯干净。他对那些反动派说“你们用牛棚囚禁我,我却把它变成书房、研究室,自由驰骋思想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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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49年上海解放初期,许涤新同志(右)与马纯古同志摄于南京路的一家照相馆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许涤新不仅是一位享誉国内外的经济家,也是一位身体力行的革命家。许涤新对我国经济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孜孜不倦地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道路。其代表作是他倾注了毕生精力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这是一部被经济学界誉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扛鼎之作。

  这部作品的初版三卷写就于建国初期,在他的作品里,历数“左”倾路线对中国经济的破坏,批判辩证的思想花火俯拾即是。他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之下,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必须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50年代末他提出“必须利用资产阶级的手,搞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

  在那个“只争朝夕”、“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狂热蛮干的年代里,他认为“不能忽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必然性,而孤立地强调人们的自由意志”“平均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一种形态,它抹杀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规律,抹杀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和等价交换的规律”,“只有正确运用价值规律才能做好安排工作”这些前卫的思想闪烁着真知的光芒,极具预见性的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但是和当时的经济建设方式显得格格不入。

  1978年“四人帮”垮台,十年文革结束,许涤新欣喜、兴奋、激动,他恨不得把攒了十年的劲,一股脑扑到追寻真理的征程之上。1980年8月4日老经济学家王学文口授了一封给许涤新的信,王学文感到有必要成立《资本论》的全国研究会,但他身体状况不佳,希望由许涤新主持工作把这个重担挑起来。

  老先生身上那份共产党人的崇高使命感,让许涤新深受感动,于是他把成立《资本论》研究会的安排挤上了本就密密麻麻的日程。在许涤新的倡议与推动之下,1982年12月他正式创办并领导了《资本论》研究会,使得马克思科学的经济理论重新在中国学界的土地上扎下了根,在许涤新等中国经济学家的努力之下,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灯在拨开黑暗后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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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许涤新同志主编书籍

  随着我们的经济改革逐步深入,中国很多地区开始大规模建设工厂,扩大生产,提高产能,在地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成为了对立双方,一些经济发展方式对我们生态环境的破坏非常严重。许涤新再一次先于大多数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始为生态环境保护大声疾呼,经济建设的春风吹动他疏朗花白的头发,他在沉思中低语“中国的生态经济学是到了该创立的时候了!”。他在《森林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中,提出“森林对于人的作用,绝不仅仅在于提供木材。”“我们必须大声疾呼,使人们对森林的认识从狭小的圈子里解放出来。不仅要看到木材,还要看到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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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977年秋在山东泰安召开《政治经济学词典》座谈会,许涤新同志(前排右起第三)与部分与会同志合影

  他希望社会主义的中国是一个山青野碧,泉甘水美,工农繁荣,水洁空净的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认识到森林、湖泊、河流的作用。在他的著作《生态经济学探索》中,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认为中国能够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中国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弯路,而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环境经济发展道路。

  在复旦的三年

  1949年,时年43岁的许涤新随陈毅的部队来到百废待兴的上海,任财经接管委员会副主任参加接管和建设经济的工作,同时兼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同时在49年10月,为了培养上海财经理论干部,许涤新与陈望道老校长一同倡议成立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他亲自任所长兼教师。

  在工作上,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治学上,他严谨认真,在繁重的党政工作中亲自兼课讲授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从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毕业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徐新吾在他的著作中回忆道:“我是该所的研究生之一,与同学们一起对许师的精辟讲学和谆谆教诲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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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革后的五一劳动节许涤新(左二)约了旧日红岩几位同志,去西花厅探望邓颖超,在周总理办公室前合影

  如今再看许涤新老先生的当年的授课讲义,虽然纸张早已发黄,字迹也有些模糊,但我们依然可以透过娟秀的笔触穿越60年的光阴回忆还原出当年课堂的模样。那堂课的主题是“目前新中国的财经状况”,他一手握着粉笔,一手拿着讲义书卷,时不时在黑板笔力遒劲地写上一两个关键词,又时不时停下语句等一等同学手中停不下来的笔。他的语调总是那么谦和,但却目光如炬闪耀着理想和信仰的光芒,他授课的逻辑清晰明确,从东三省到华北再到上海、重庆,从轻重工业到农业、商业,最后讲到新中国的财政,一幅完整的中国经济画卷就在渴求知识的同学眼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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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许涤新同志(右)与廖承志(中间)的合影

  在许涤新看来,经济领域的理论与实践两者相辅相成。他不仅要求研究生认真学通《资本论》的理论知识,还引导组织他们开展社会经济调查研究,提高分析和解决经济问题的实际能力。他将44名研究生分成12个小组,调查了当时上海的棉纺织染工业的20个机关部门和12家典型工厂,调研结束后,学生们撰写了上海棉纺织染工业总结报告和12家典型工厂调查报告。实践活动让学生对知识活学活用的同时提升了社会经济调查的能力,还为上海市政府部门提供了恢复和发展棉纺织染工业的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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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81年4月许涤新(左四)第二次访英在马克思墓前合影

  在他的教学和督促下,复旦大学培养出了新中国的第一届87名经济学研究生,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人才基础。在他培养出的三届研究生中,涌现出洪文达、蒋家俊、潘纪一、宋海文等著名学者和教授。他严谨认真的教学理念在复旦薪火相传,为复旦的星空增加了无数闪耀的恒星,他的经济思想如同航夜明灯,指引着中国人民大踏步向前走去,走得更加稳健,更加虎虎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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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82年5月许涤新同志(左)率经济代表团访问加拿大与陶大镛合影

  周恩来总理曾对许涤新这样评价:“潮汕为中国革命贡献了两个经济人才,一个是理论的许涤新,一个是实践的庄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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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全国第三次《资本论》学术论坛会于1985年12月8日在郑州召开,许涤新同志(右二)主持会议并作学术报告

  1952年9月,许涤新调往北京工作,他虽然只在上海与复旦大学待了不过三年,但是他对于上海经济的恢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系建设的贡献确实是不可估量的。他的知识、精神和理想永远为这片土地所铭记,复旦的菁菁校园也不会忘却他为中国经济思索忧虑而来回踱步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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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许涤新在北京南沙沟宿舍工作室,摄于1985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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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许涤新(右)先生参加会议

  最后的那些岁月

  岁月悠悠,时光荏苒。许涤新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三十一年,但在他的书房中,那张宽阔的书桌依然布置得还是当年主人离去的模样。我们漫步在复旦校园寻找着他的足迹,在档案馆打开尘封的案卷,翻阅着他的课程笔记,还原他给我们留下的记忆。

  许涤新进入耄耋之年仍然夜以继日地工作。他的著作都是严格按照计划写出来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间,工作虽然非常繁忙,但他仍然写出了上百万字卷帙浩繁的著作。

  在他生命最后的那些岁月,虽已重病缠身,但他依然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为他所热爱的祖国奉献最后一份力。回忆往昔,他去世前两个月的1987年12月,他仍念念不忘生态经济学,邀请有关的同志到家里座谈。他说:“要重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态经济理论的研究,这是马克思来不及解决的问题”。又说“要发展马克思主义,走出一条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路子”。这句刻骨铭心的叮嘱,他把自己致力建设了一生的中国经济,这份未筹的壮志,一个光荣而神圣的使命也被传递给了下一代的年轻才俊。

  1988年1月,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他已经无法下床,病痛使他不时低声呻吟,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与死神赛跑,坚持做完生命中最后四件事情。一是将为胡子昂先生回忆录所写序言修改定稿;二是积极推动党组织确认“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的革命历史;三是嘱咐所编书籍的出版社尽快修改过时条目,准备再版;四是为《新华日报》创刊五十周年撰写回忆录。

  做完这四件事,许涤新身体再难支撑。1988年2月8日凌晨,许老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终年82岁。国务院总理李鹏等亲向其遗体告别,中央党政军等方面的负责人邓小平、彭真等均献了花圈。

  如今我们再念许涤新先生,就如他的妻子方卓芬在《回忆许涤新》中所写“他的声音在我们耳边回荡。他的背影在我们眼前冉冉升起。背后留着一串深深的长长的足印——探索者的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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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许涤新与夫人方卓芬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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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许涤新夫人方卓芬著《回忆许涤新》

  本文根据许涤新本人回忆录、他的妻子方卓芬的回忆录、复旦大学档案馆档案、讲述许涤新生平事迹的有关文章和论文等写作而成。许涤新,1988年2月在北京逝世,1949年-1951年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建国后历任华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秘书长,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副院长、顾问,民建第三、四届中央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