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园晨，男，1926年7月12日生于浙江海宁，1980年进入经济所工作。

戴园晨之父戴菊农，为电报局职员；之母汤秀文，为小学教员。1937年，戴园晨从海宁袁花小学毕业，考入浙江省立杭州初级中学。1942年考入内迁至福建三元的江苏省立江苏学院，在政治系学习。1946年7月毕业后，在国民政府考试院任科员。1947年到国民政府财政部上海货物税局任检察员。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参加革命队伍，12月到华东财政部税务管理局办公室任科员。1954年10月大行政区撤销，调至中央财政部，在税务总局办公室  研究组任职。1956年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成立，税务总局研究组并入财科所。“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至五七干校从事农业劳动。1975年9月调回财政部农业财务司。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招考研究人员，考入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从事宏观经济研究工作。1991年开始任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1999年5月办理退休手续后，仍继续从事经济研究工作。2006年8月被推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戴先生是我国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两个时期的亲历者，既有实际工作经验，又兼具理论素养，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理论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戴先生在解放前就开始写作财经文章，抨击当时的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在国民经济恢复和计划经济时期，戴先生主要从事税收和税制改革方面的研究，即对苏联式经济体制的弊端有所认识，开始探索“企业相对独立论”。改革开放后，戴先生在1983年2月加入国务院物价小组，研究和推动价格改革；1985年7月参加了在长江巴山轮上举行的“中国宏观经济国际研讨会”，处在我国宏观调控理论和实践的最前沿；1986年5月参加国务院振兴上海工作组，调查研究上海的经济转型问题；1991年参加深圳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提出深圳应该继续发挥“四个窗口”的作用；1992年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调查与评价中心，任理事长兼主任，赴海南、温州调查民营经济发展情况。可以说，戴先生的研究总是和我国的经济现实紧密结合，也一直处在相关研究领域的前沿阵地。在科研之外，戴先生还长期从事经济学教学工作。1983年起即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讲授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也是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天津大学等高校的兼职教授。

戴先生的研究工作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文化大革命”之前，也就是40岁之前。此时戴先生在实际部门工作，经济理论研究和写作属于“业余爱好”，但是已经表现出了较强的理论素养和分析能力，这在当时环境中是难能可贵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一种初出茅庐的锐气，和马寅初、骆耕漠和杨坚白等经济学家均有商榷和驳难。第二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大致在55岁到65岁之间。此时戴先生加入了我国经济研究的“国家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领域是宏观经济，研究主题主要聚焦于价格问题和价格改革。这是戴先生研究工作的鼎盛时期，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经济思想最激荡的年代。第三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也就是戴先生65岁到80岁的时候。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戴先生的研究范围也有了很大扩展，从财政货币和价格问题，进而涉及到地区发展、民营经济和股票市场。2006年，也就是80岁之后，戴先生由于身体原因逐渐淡出科研工作。

戴先生从事经济学研究逾半个世纪，所涉领域广泛，著作等身。从理论层面讲，戴先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从宏观经济角度对市场化改革和体制转轨的探索，尤其是对价格问题和价格改革的深入分析。“让价格回到交换”，“改革价格必须改革价格管理体制”，“放开价格，转变价格形成机制”，以及价格要“从模拟市场转向实实在在市场”等论断，无不闪耀着深刻的理论光芒。当然，戴先生的研究更多地是面向实际经济问题，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在理论上做更深入的思考。在2006年出版的《戴园晨集》的前言中，老先生坦言，“我虽然在宏观经济理论以及经济行为选择等方面提出一些新的问题和见解，却没有坚持下来做更深入的展开，得失之际寸心自知，应该说是限制了向深层次的提高”。不过，这种局限很大程度上也是时代所造就的。处在改革的汹涌洪流之中，处在思想激烈碰撞的年代，面对接踵而来的各种问题，能够潜心进行理论研究和理论思考已属不易，要求理论的深刻完满便是苛求了。

——汤铎铎撰

（转引自《经济所人文库——戴园晨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