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创新 开拓奋进(1977-2019)

与改革开放同行（1977-2012）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从批判“两个凡是”到真理标准大讨论，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党中央根本扭转了中国发展的航向，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轨道上，改革开放大幕全面拉开。经济所的发展也由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发思想先声
　　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既需要大胆地解放思想，突破理论禁区，也需要实事求是地直面问题，提出科学管用的对策建议。改革开放伊始，经济所人就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强烈的使命感，为改革开放鼓与呼，在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两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197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经济所遂由中国科学院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建制。许涤新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首任所长。

（1977年10月19日至11月3日，许涤新在山东泰安召开《政治经济学辞典》座谈会。右一：狄超白，右三：许涤新。）

　　此后不久，经中央领导批准，文化大革命期间停刊的《经济学动态》和《经济研究》先后得以复刊。
　　经济所恢复正常运转之后，首先对“四人帮”的错误理论进行了系统批判，由董辅礽主编、许涤新作序的《“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篡改》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经济所人集体完成的第一部著作。与此同时，许涤新开始组织全所力量和国内同仁编写《政治经济学辞典》（上中下三册），将其列为全所1978年重点科研项目。历时3年，这部工具书于1980年出版。它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共识进行了系统全面地梳理，为广大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务工作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1978年7月-9月间，孙冶方在国务院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不断重申他的价值规律观点，强调“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这一时期，经济所研究人员围绕价值规律问题撰写了大量理论文章。

（1979年，孙冶方担任经济所顾问，1982年任名誉所长，巫宝三1980年担任经济所顾问。图为1978年2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揭批四人帮座谈会上的孙冶方和巫宝三。图片来源：新华社记者摄照片，经济所科研处藏）

　　为进一步深化对价值规律的讨论，1979年4月，经济所在无锡召开了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会。这是继1959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讨论会以后，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性价值规律问题理论讨论会。会议是为了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搞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促进现代化建设而召开的。薛暮桥、孙冶方等国内389名经济学者出席会议，收到的学术论文和资料97种，两万多份。会议的任务不是制定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案，而是在总结中国自己经验的基础上，从理论上着重探讨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在经济活动中引入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扩大市场调节作用，按价值规律办事，是这次讨论会的主调，对中国启动市场化改革起到了先导作用。

（1979年，《经济研究》第二次价值规律问题研讨会特刊1979年S1期封面。图片来源：浙江财大图书馆藏刊）

　　刘国光和赵人伟向此次会议提交的论文《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篇。该文批判了社会主义与市场不相容的传统观点，讨论了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如何利用市场的问题，同时还进一步说明了在利用市场机制的条件下如何加强经济发展的计划性问题。胡耀邦同志将此文誉为“标兵文章”，美国的《大西洋经济杂志》和国内一些主要报刊先后全文转载这篇文章。
　　1979年，董辅礽在《经济研究》发表《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指出国家所有制形式与生产力的发展存在矛盾，改变国家所有制的形式不会改变而且适应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这是改革开放初期最早提出和论证所有制改革的文章。
　　1981年，由马洪和孙尚清主编，经济所吴敬琏、张卓元、张曙光等多位学者参与编写的《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研究》出版。这是当时国内出版发行的第一部拥有大量实际材料和系统数据的经济研究著作，也是了解和分析中国经济结构的一部权威著作，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仅国内很快销售一空，美国、英国、瑞典、日本、苏联也先后翻译出版。该书还引起了世界银行的高度重视和极大兴趣。

　 借他山之石

　　改革开放不是闭门造车，需要充分借鉴国际经验。我国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是在经济生活有迫切需要但理论准备又颇为不足的情况下开始的，尤其需要他山之石。
　　1978年之后，经济所的一批批学者先后赴东欧、美国、日本考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和冲击。于是，他们开始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更加深刻的反思。除了短期考察之外，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所的吴敬琏、赵人伟、黄范章和乌家培等中年学者还被派往英美一流大学做访问学者，系统地学习现代经济学。这些学者在访问期间完成了理论知识的更新和研究范式的转换，成长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在经济体制改革、收入分配、数量经济学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走出去的同时，经济所还邀请国外著名经济学家来华讲学。东欧国家在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方面做了一些探索，东欧经济学家又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术背景，因而在首先邀请之列。1979年底，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到经济所做了三场学术报告，他强调改革不是政策调整，而是从一个系统变到另一个系统；不能零敲碎打地推进改革，要一揽子推进改革。1981年，捷克经济学家锡克又应经济所邀请来华做了七场学术报告，强调价格改革的必要性，认为用市场价格体系替代计划价格是改革真正要面对的攻坚战。布鲁斯和锡克的讲学给中国带来了东欧改革的理论观点和实践经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80年代以后，经济所学者同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学术交流，也反响很大。

（1979年9月，董辅礽（左一）访问英国，在牛津大学会见了布鲁斯。图片来源：《董辅礽评传》）

（2002年10月2日 赵人伟在布达佩斯与科尔奈合影。图片来源：赵人伟藏照片）

　　在借鉴东欧经济学家的思想资源的同时，经济所还主办了一些西方经济学讲习班，对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80年，经济所邀请诺贝尔奖得主克莱因为首的美国计量经济学专家讲学团七人来华开办经济计量学讲习班。1981年，经济所又邀请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约翰逊以及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贝克尔和斯蒂格利茨等九人来华开办发展经济学讲习班。

（颐和园计量经济学讲习班合影。图片来源：张鹤龄藏照片）

　　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决策者和经济工作者对市场经济如何运转和调控,特别是从计划经济如何转向市场经济还知之甚少。把中外经济学家聚集在一起研讨中国经济中的热点问题,就成为中国人总结自身的经验和借鉴外国的经验的一种很好的方式。因此，举办国际会议和开展合作研究是经济所引进国外学术资源的重要渠道。
　　1980年，许涤新率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访问美国，于11月21-24日出席了“中美经济发展战略抉择讨论会”，与刘易斯、舒尔茨、阿罗、钱纳里进行学术交流，讨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这是中外经济学家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深入探讨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经济学理论。此次会议后，国内的经济发展战略研讨迅速兴起。刘国光主编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和孙尚清主编的《论经济结构对策》，于1984年先后出版。
　　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1983-1985年，经董辅礽与林重庚倡议，世界银行与经济所合作共同调查研究中国的国有企业体制问题。双方于1983年、1984年先后调查了20个有代表性的中国国营工业企业，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一批较高质量的论文。1985年8月，经济所和世界银行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体制国际学术会议。中外经济学家就中国工业管理体制的现状、存在问题以及改革的可能性等，作了广泛的讨论。
　　1984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改革方向, 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根本性转变；同时也提出了20 世纪末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在这种背景下,全国上下对于改革和发展的热情都十分高涨,各地纷纷要求扩大投资规模,在提工资和发奖金方面也竞相攀比;财政上实行分灶吃饭,货币和信贷上实行扩张政策。到1985 年初,出现了投资和消费双膨胀的局面。这种局面的集中表现，使通货膨胀的压力加大,不利于下一步的改革和发展。
　　认识到缺乏宏观调控的微观放权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经济所开始注重宏观经济理论和宏观调控体系的研究。1985年9月，在从重庆到武汉的长江“巴山号”轮船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世界银行联合举办了“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史称“巴山轮”会议。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共30多人参加了研讨会，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有9人，除马洪外，其他8人都先后在经济所工作过。这次会议就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宏观经济管理以及其他重要问题，进入了深入研讨。中心议题是宏观经济管理：微观经济开始放活了，宏观经济管理如何跟上去？正如薛暮桥在开幕词中说的，要把微观经济搞活，必须加强对宏观经济的控制。与会中外专家的共识是，应从直接管理计划管理变为间接管理为主。巴山轮会议可以说开启了我国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新阶段。

（1985年9月2-7日，“巴山轮会议”部分代表合影。前排右六为薛暮桥，第二排右四为刘国光。图片来源：刘国光藏照片）

　 立学术标杆

　　1955年《经济研究》创刊，1960年《经济学动态》创刊，1986年《中国经济史研究》创刊。三本刊物均为经济研究所主办的国内经济研究领域居领先地位的期刊，其中《经济研究》为我国创刊最早、最具权威的经济理论旗舰刊物。60多年以来，《经济研究》不仅为高端学术发表提供了舞台，更为学术规范、理论创新树立了业界的标杆。煌煌数百期的《经济研究》，展示了一部当代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与发展史。
　　《经济研究》追寻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逻辑，讲好中国故事；运用规范的概念和方法研究问题，发展中国理论。《经济研究》不仅引领学术前沿，也是讨论重大现实问题的阵地，成为决策部门的重要参考。
　　一个优秀的刊物，同时也是教化培育一个优秀学者群体的最好平台。《经济研究》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成长，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术新秀，也推动着理论范式的转变和创新。
　　《经济研究》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磅礴的历史画卷，见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举凡在中国出现的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同时在实践中亟待探索的经济学命题，大都率先发表在《经济研究》上，从而为推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作出积极的努力和重要贡献。《经济研究》成为经济学界当之无愧的学术标杆。
　　《经济学动态》是以反映国内外最新经济理论动态为重点的权威期刊。近年来，在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推进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方面，也辟出了新的园地。自1977年10月复刊以来，《经济学动态》与改革开放同呼吸，发表了大量理论探讨和学术争论的文章。不同观点的碰撞推进了讨论的深入，不同思路的比较拓宽了改革的视野。对于国外经济学研究最新进展的追踪和评述，也使得在引领中国经济学发展中能够做到知己知彼、心中有数。
　　《中国经济史研究》创刊30年来，记录了几代经济史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和历史规律的探索和总结，是中国经济史学界公认的至为重要的期刊和发表平台。《中国经济史研究》顺应时代变迁，积极引导学术潮流，为经济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型、学术标准的确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83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委员会成立（1995年更名为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颁发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该奖为国内经济学研究最高奖项。
　　孙冶方的名字一直是与思想解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孙冶方之所以是当代中国杰出的经济学大师，不仅因为他在一个时代里始终处于经济学界的泰斗、导师和主帅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在磨难多蹇的岁月中，他所表现出的一以贯之的执着精神和宁折不弯的人格力量。随着社会的变迁，孙冶方能够传世的，也许并不是他的某些著作和个别观点。但他的学术精神和理论勇气，仍然是中国经济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的学习楷模和追求境界。孙冶方这个名字代表着如陈翰笙、薛暮桥、于光远等一批老一辈经济学家，是矗立在中国经济学界的一座丰碑。

（晚年孙冶方。图片来源：韩孟藏照片）

　　高培勇所长2017年在《孙冶方文集》出版发行会上曾经讲到，“当我们说‘孙冶方是经济所一面旗帜’的时候，不仅仅指的是他在经济所的工作经历，也不仅仅指的是他曾经对中国经济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建设所做出的贡献。其实，我们更想强调的是孙冶方的学术精神。比如，孙冶方对于真理的坚守，对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坚持，对于学术的崇尚。这是孙冶方给经济所留下的宝贵财富，是经济所特别值得提倡和弘扬的。经济所人要把这种精神当作传家宝继承下来，而且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自1984年起开始评选“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每两年举办一届，迄今为止共18届。获奖作品基本上反映了当时我国经济科学发展前沿的最新成果，代表了经济学各主要学科研究领域同类文献的最高水平。由于一直以来严守评奖的程序和原则，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在社会上获得了高度好评，赢得了崇高声誉，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项和学术标杆。

　 为人民做学问

　　经济所人在始终以经世济民的情怀，坚持为人民做学问。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围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建言献策，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7-1988年，在经历了早期的摸着石头过河阶段后，中国改革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经济学界的理论储备也越来越多，对改革进行规划摆上了决策者的议事日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决定成立8个规划起草小组，研究经济体制改革中期目标和纲要。中期改革纲要的研究内容分为三年（1988-1990）、五年（1988-1992）和八年（1988-1995）三个阶段，因此，也称 “三、五、八规划”。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由刘国光和张卓元主持，提出了以整顿经济秩序、治理通货膨胀、有选择地深化改革的著名的“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即以深化改革促进经济稳定，在经济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改革的“稳健派”从此不胫而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稳中求进”已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工作总基调。
　　从1989到1991年，国际国内形势极为复杂，苏联东欧发生巨变，国内经济运行陷入低迷。在这种形势下，从1991年10月到12月，江泽民同志召开了11次经济专家座谈会，探讨我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议题。包括刘国光、张卓元、陈东琪在内的多位学者参会发言。座谈会的最主要成果是酝酿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倾向性提法，为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1997年1月，刘国光、刘树成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论软着陆》的文章，被编者按语评价为“迄今为止总结宏观调控经验的一篇最好的文章，值得认真一读”。他们于2000年2月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略论通货紧缩趋势问题》，对于正确认识和把握近两年多来我国所出现的通货紧缩趋势也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从1994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到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张卓元参与了十余次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文件起草工作。刘树成也连续多年参加国务院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起草工作。刘树成、裴长洪、高培勇等经济所历任所长还多次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讲人，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国际贸易发展、世界主要国家财税体制和深化我国财税体制改革、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等问题进行讲解。

（2013年11月19日，张卓元向经济所全体员工作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报告。图片来源：王砚峰摄）

（2007年12月11日，刘树成在经济所作经济形势分析报告。图片来源：王砚峰摄）

（2012年3月20日，政协委员刘树成、裴长洪和全所研究人员分享学习政府工作报告的体会，图为裴长洪发言。图片来源：王砚峰摄）

奋进在新时代（2012-2019）

　　2012年，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中国人民进入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也是经济所奋进的新阶段。

  “天下第一所”

　　在中国经济学界，经济所之所以被誉为“天下第一所”，不仅因为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经济研究机构，而且因为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其它经济类研究所的孵化器。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经济所对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曾经做出的卓越历史贡献，具有其他经济研究机构难以比肩的影响力。
　　1950年代，经济所曾有12个研究组（室）：政治经济学、近代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生产力配置、工业经济、农业经济、财贸金融、国民经济平衡、统计方法、商业及物资、世界经济、资本主义经济改造。
　　1964年世界经济研究室从经济所划出，成立世界经济研究所。
　　1978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决定把经济所的工业组、农业组、财金组、商业组、物价组划出去，成立工业经济研究所、农业经济研究所（后改名为农村发展研究所）和财贸和物资经济研究所（后改名为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财经战略研究院）。
　　20世纪80年代，经济所下设的人口研究中心和数量经济研究室也先后独立出去，成立人口研究所（后改名为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和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进入21世纪之后，又从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分出了金融研究所和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
由此可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下辖的八个研究所中，除经济所之外的七个研究所全部都是以分裂繁殖的方式从经济所分立出来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四十余年的建设发展历程中，经济所发挥了孵化器的作用。
　　在分立出若干专业门类的经济学之后，经济所的研究方向更加偏重于经济理论和经济史学。

　　经济所名家辈出，不愧为“天下第一所”。孙冶方、顾准、巫宝三、严中平、李文治、杨坚白、董辅礽等均为公认的先辈名家。陶孟和为中央研究院院士，狄超白、许涤新、陶孟和、骆耕漠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于祖尧、朱绍文、吴承明、汪敬虞、赵人伟、骆耕漠、戴园晨、孙世铮、宓汝成、经君健、聂宝璋、项启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刘国光、张卓元、刘树成、朱玲、高培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20世纪90年代的月坛北小街2号院门前，合影者：左起：大卫·沃尔（英国经济学家）、袁钢明、董辅礽、赵人伟、林泉水。图片来源：赵人伟藏照片）

（月坛北小街2号院2号楼经济所等研究所办公楼。图片来源：社科院图书馆夏阳摄）

（2017年5月9日，经济所全所在职人员在即将装修的月坛北小街2号院2号楼前合影留念。图片来源：高桥浩摄）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我国经济学研究万马奔腾的高速发展局面，如何适应新的环境，保持创新和领先优势，成为了经济所人共同面对的重大课题。
　　事实上，“站在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最前列”，一直是经济所历任所长坚持的办所理想和目标。
　　早在1985年，董辅礽所长便在论及治所方针时指出，“经济所的历史和以往的成就，自然地形成了它在全国经济理论界所具有的突出地位。自孙冶方同志担任所长以来，长时期里，我所都站在全国经济理论研究的最前列，不少具有创造性的突破性的理论是由我所提出和阐述的。”经济所人应该努力“站在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最前列”，“成为一个具有高学术水平的研究所”，更具体地说，“应该站在基本理论研究上的最前列”，“对于中国经济史和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应如此。”
　　1989年，赵人伟所长在阐述经济所的办所方针时认为，重大理论问题和综合性问题是经济所研究的重点，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是经济所的特色，史、论、用三方面应该互相配合，发挥我所的综合优势。同时他还指出，“兼容并包、多元共存”、“团结和谐”、“平等文明竞争”、“严谨、踏实和坐冷板凳”、“探索、创新和开拓”，这些经济所的优良传统是方针任务得以贯彻实现的重要保证。
　　2017年初，履新不久的高培勇所长提出“正视挑战，扎实推进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明确提出治所思想：弘扬经济所“以学术为本位、以人才为中心”的学术传统，将富有影响力的学科和富有影响力的人才作为经济所的“压舱石”；着力优化科研资源配置，推进“殿堂与智库共居一所”，坚持理论探索与对策研究并重。从根本上确立学科建设在治所工作中的基础和支柱地位，以政治经济学带理论经济学，以宏观经济学带应用经济学，以服务于以史鉴今目标而布局经济史学。

（2017年2月14日，经济所召开工作会议，高培勇所长作主题报告。图片来源：张佶烨摄）

　　90年的发展历程中，经济所不仅始终站在理论探索与创新的前沿，同时也始终保持了优良的学术传统。
　　经济所20世纪90年代确定的“敬业·博学·求是·创新”所训，正是经济所人遵循科学发展规律，坚持实践，追求真理，开时代先声，以学术报国的精神的浓缩。

　 “两学两史”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贺信中为“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指明了方向。以学术与理论为根基的经济所学科建设，在新时代有了长足的发展。
　　针对新时代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需要，经济所进行了相应的学科调整，增设资本论、公共经济学学科，重建发展经济学学科，进而形成了当前的可称为“两学两史”（“两学”指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两史”指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共涵盖11个研究室的学科布局。
　　政治经济学研究一直以来都是经济所的重点建设学科，孙冶方、张闻天、许涤新、骆耕漠、刘国光、董辅礽、张卓元、吴敬琏、何建章、于祖尧、陈吉元、徐节文、项启源、戴园晨、刘树成、王振中等著名学者，均在这方面作出过重要贡献。《社会主义经济论》（孙冶方）、《〈资本论〉研究》（骆耕漠）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社会主义新论》等展现了经济所人在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学研究聚焦于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范畴、经济发展等四个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取得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自1990年始，冒天启领衔的改革开放中的政治经济学问题研究；杨春学领衔的现实中的利益集团和量化公有经济比重研究，胡家勇领衔的有为政府与政府转型研究等，均富有成效。1999年开始主办全国政治经济学研讨会，后更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坛，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刘树成主持了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编写。近年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研究，《资本论》研究与当代问题的结合，以及胡乐明主持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研究，均取得一定进展。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挂牌成立，为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宏观经济学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巫宝三的中国国民所得估算。几十年来，刘国光、董辅礽、杨坚白、乌家培、杨圣明、田江海、刘树成、樊纲、张曙光、裴长洪、高培勇、张平、张晓晶等数代学人不懈奋斗、硕果累累。《不宽松的现实与宽松的实现》、《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开放大国的持续稳定增长》等论著，充分把握了体制转型以及对外开放对于宏观经济周期与稳定的影响，展现了宏观经济理论的不断创新和发展。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前沿》系列，评估了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提出“结构性减速”论断；近年来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则延续了巫宝三先生的传统，从国民账户入手，围绕数据整理和估算，构建宏观分析的基础；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的财政基础理论建设，将财政定位于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使其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根本上摆正了财政与财税体制的位置，标志着财政基础理论建设的重大突破。与此同时，以季度宏观经济形势跟踪与预测为依托，将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分析相结合，为中央建言献策，一段时间以来形成经济所宏观分析的特色和优势。
　　微观经济学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快速发展，形成了注重实地调查与实证分析的特色。在董辅礽、唐宗焜、林青松等人的努力下，经济所几次在全国展开大规模企业调查，获取并积累了上千家企业在体制变革、经营演变和经营绩效的数据。特别是在国企改革研究方面，依托大规模企业调查数据，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好评。近年来，微观经济学研究进展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形成了一支产业组织理论和经验研究的青年科研队伍，在体验品、医疗信任品理论研究，产业政策、医改、“互联网+”等政策研究领域产出了一批国内一流成果。二是拓展了研究范围，以“治理”为主线，加强对包括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养老服务等民生事业的公共政策研究，自2012年起连续成功举办了五届公共政策论坛。经过朱恒鹏等人的努力，该领域已初步在国内打出了品牌，站稳了脚跟，成为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社会治理几个公共政策领域的重要研究基地。
　　发展经济学逐步形成了以经验分析为基础、国情调查和国际合作并重的研究风格。收入分配是发展经济学研究室长期关注的研究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赵人伟和李实的主持下，先后进行了三次全国性的大样本住户调查,形成了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收入分配数据库(CHIPS)。以高质量的收入分配数据为依托，课题组成员在国内外重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并出版了《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等著作。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朱玲的主持下，本领域的研究逐渐扩展到卫生经济学和社会保障领域，迄今已承担并完成国内和国际课题多项，发表中英文论文数十篇，并得到国内和国际同行的认可。
　　经济思想史研究底蕴深厚，以巫宝三、朱绍文、黄范章、田光、朱家桢、俞品根为代表的老一辈经济学家为中外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来，巫宝三先生主持撰写了《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中国经济思想史论》、《古代希腊、罗马经济思想资料选辑》、《管子经济思想研究》、《先秦经济思想史》等系列著作。叶坦关于古代经济思想史、传统经济观念与现代化的系列著作如《富国富民论——立足于宋代的考察》等，在学术界独树一帜。张卓元的《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等著作，是了解当代中国经济学发展史的必读著作。在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面，朱绍文对斯密、李斯特和日本经济学界的研究，黄范章对北欧福利制度的研究、左大培对弗莱堡学派的研究、樊纲对三大理论体系的比较研究、杨春学对经济人和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研究，都在国内经济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国经济史研究是经济所建所九十年来一直持续开展的研究领域，学术积淀极为深厚。在以严中平、李文治、吴承明和汪敬虞为代表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家带领下，中国经济史研究团队数十年来辛勤耕耘，创作出丰硕的研究成果，被学界誉为中国经济史学研究的重镇。代表性成果包括：严中平组织选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严中平、汪敬虞、刘克祥、吴太昌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一、二、三卷；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二、三卷；方行、魏金玉、经君健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吴承明、江太新主编的《中国企业史•近代卷》，刘兰兮主编的《中国近代企业史》。中国现代经济史学作为“后起之秀”，整理出版了1949年到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3辑31卷），享誉海内外。董志凯、武力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以及《中国10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中国村庄经济--无锡保定农村调查（1997-1998）》、《城镇化中的农户——无锡、保定农户收支调查（1998-2010）》等，也都扎实深厚，颇具影响力。
　　裴长洪关于经济全球化与国际贸易发展的新特点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等开放经济方面的研究；高培勇对改革开放40年财税体制改革理论总结、新时代财税体制改革的理论逻辑梳理，丰富和拓展了经济所的学术研究领域。

　 “三大体系”建设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并在2017年致我院建院40周年贺信等重要文献中反复强调的，是新时代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崇高使命。
　　由此，推进中国特色经济学的三大体系建设成为新时代赋予经济所人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并为经济所的学术探索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以加快构建“三大体系”为契机，这几年，经济所围绕出高质量成果、高水平人才，推进学科布局的调整和完善，不断巩固经济史学传统优势学科，着力发展理论经济学重点学科，稳步提升应用经济学强势学科，为繁荣和创新中国特色经济学，不负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其中，可圈可点的举措包括以下5点。
　　第一，聚焦学科建设。系统推进学科建设，构建学术评价指标体系，做到有方向、有抓手、可落地。学科建设的方向要符合新时代社会发展需要，植根中国土壤、体现中国特色；学术评价指标体系是学科建设的抓手，既要涵盖梯队建设、科研成果、社会服务、学科声誉和支撑平台等基本方面，也要体现我院更加注重实践和决策影响力的特点；以学术科研“国家队”的标准要求自己，对照评价指标，查找薄弱环节，拿出工作清单，把学科建设任务落到实处。这些工作已全面推开。
　　第二，推行“编研结合”。由学科协调人牵头，将各学科片与相应的学术期刊对接（应用经济学科对接《经济研究》，理论经济学科对接《经济学动态》，经济史学科对接《中国经济史》），促进编研人员互动交叉，内容（学术研究）与平台（学术刊物）相互促进、深度融合，更好地引领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的发展。
　　第三，重视学术精品。相继推出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理论探索与研究》《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理论大纲》《新时代经济问题研究丛书》《经济所人文库》（第一辑40卷）等系列专著。开展青年经济学者优秀论文评选等活动。
　　第四，打造高端会议。“经济研究·高层论坛”和“《经济学动态》系列大型研讨会”等。依托《经济研究》与《经济学动态》所构建的国内顶级学术交流平台，聚合各方研究力量，围绕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展开研讨，彰显了经济所的号召力，为繁荣中国学术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2017年5月16日，经济所召开“经济所人与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构建——纪念习近平同志‘5·17’讲话发表一周年学术讨论会”。图片来源：张佶烨摄）

（2017年12月17日，经济所召开“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经济学动态》复刊40周年大型研讨会”。图片来源：张佶烨摄）

（2018年5月17日，经济所主办“经济研究·高层论坛——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经济研究》复刊40周年”。图片来源：张佶烨摄）

（2018年9月18日，经济所举办“经济学动态·大型研讨会2018——改革开放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境界”。图片来源：张佶烨摄）

　　第五，加强文化建设。以建所9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为契机和抓手，全面提升经济所人的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和使命感；继承优秀传统，弘扬学术精神，扎实推进“三大体系”建设。重新设计经济所的形象识别系统，着手编撰所史，举办所史展，出版《经济所人文库》（第一辑40卷）、《经济所人记忆》，整理经济所人口述史，所有这些，既是对历史的一份尊重，更是对今天经济所人的激励和鞭策！作为经济所人，在骄傲的同时也觉出了肩上沉甸甸的责任。

（2017年7月18日，经济所举办“《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研讨会暨经济研究所建所9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启动仪式”，图为启动仪式。图片来源：张佶烨摄）

结语

　　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都是划时代的。
　　九十年来，经济所人在风云激荡的时代画卷上，书写了属于自己的华彩篇章。
　　九十年的奋进，九十年的荣光！一部经济所史，就是一部经济所人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报效祖国和人民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经济学人和中国经济学成长和发展历史的缩影。
　　荣光属于过去，奋进铭刻在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经济所人将不负“天下第一所”的盛名，久久为功，再续华章。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经济所人将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不忘为人民做学问的初心，薪火相传，戮力同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发展中国理论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019年4月23日，经济所人大合影）